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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辛允星:重新发现陈序经:“全盘西化论”断想
2020-03-26 13:02

文化侵略这个词不好,猜测人家的动机是可以的,不喜欢也没有问题,但宜使用探讨和商榷句式,而不能用结论句式。我去过中国美院的象山小区,它的几合结构与砖瓦皮面构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印象,当你走进室内,你的确会不舒服,不方便,不合体。后来,它获得普利兹克大奖,我初觉意外,但又立即为此高兴。因为,它标志着在某个领域或某些点上中国达到了世界水平。不应低估那些评委的专业素养,也无真正的证据或者可信的逻辑能导向普奖存心邪恶意欲文化侵略的结论。再说,文化怕侵略吗?对优秀的文化,偷窃,买进和抢劫都来不及呢。我认为,国粹思想要不得,几千年毫无长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醒来了,你若真爱这个国家,就要向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那样全盘西化。除了留点道家的养生之道,武术的几大派系和烹饪的几大菜系之外,其余的就当个国民符号得了。西方世界很害怕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他巴不得你骄傲自满,他们知道:你不学习了牛逼了其实就傻逼了。我也认为西方是有问题的,纽约的某蒙玛美术馆像一坨屎,它的独创性在于斜歪的内部没有楼梯,为新而新的观念是一种病毒,中国和全世界都会被传染,君不见我们有大半截身体己经西化了么?。然而,我仍然主张在五十年内全盘西化,直到我们借助他山之石攻克了我们文化中更加致命的病毒之玉以后,再来谈反西方的问题,过程中的的策略与局部交战是正常的,而到了那时,我们己全面融合了,东西方概念只在地理意义和历史书上存在,而在实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上己无东西南北的概念。因此,反西方的说法己不再成立。这是,这是共产主义要实现了吗?非也,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利益之争,但那是在文化平等后的角力,是更高级别的生存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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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

辛允星  

艺术家 1

  

  陈序经,1903年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从1925年至1931年,他先后留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回国之后不久的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著名演讲,公开提出“全盘西化论”(夏和顺,《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4),从而在全国范围引发了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激烈论战,很多当时的中国学界名流都不同程度上卷入到了这场社会思想争鸣中,陈序经自然地经成为了这场思想论战当中处于风头浪尖的人物。关于这场争论,中国的当代学术历史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至今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的重要理论话题。

  

  继袁世凯时期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尊孔保教”与“读经复古”的新风潮,广东省成为这股文化潮流的主要阵地。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不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话题仍然是炙手可热,擅长于文化研究的陈序经身处这种社会环境之中,不得不做出深入的思考,这即为他提出“全盘西化论”的时代背景。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文稿中将中国思想界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是主张重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是主张在二者之间采取折中办法的;他鲜明地站在第一个派别的立场上,与其他两种派别开展了深入的对话。

  

  针对以辜鸿铭和梁漱溟为代表的复古派,陈序经指出,孔孟以降的中国儒家文化固然有其优点和缺陷,不能一概否定,然而“孔教在中国的成功是在其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这些消极方面阻碍了中国创造新文化和引进外来文化的道路,才使得中国面对外敌入侵日益沦亡(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岳麓出版社,2010年:80)。而针对形形色色的折中派观点,陈序经又指出,所谓的物质与精神、静与动、王道与霸道之间的诸多二元区分,其实并不真实存在,浮夸空谈东西学的优劣和差异,“以为调和东西文化的张本,这正是折本而逐末”(陈序经:43)。即是说,在陈序经看来,许多看似分析精当的“中西文化”关系理论,实际上一旦运用于实践就会走样变形,从理论上说“中体西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都是很简单的,但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折中派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论”之后,很快就遭遇到了很多尖锐的理论挑战。吴景超指出,西方文化的概念十分复杂,内部也存在诸多冲突之处,因此“全盘西化”的提法值得商榷;陈序经则认为这种观点陷入了对细枝末节的纠缠,而忽略了根本原则所在;个人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因此“西化”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引入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原则,但是“在孔家思想统治之下,中国决没有法子去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没法子产生,中国文化的改变,至多只有皮毛的改变,没有彻底的主张”(陈序经:120)。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儒家伦理这一“文化之根”不变,其他的变化注定都是难以顺遂的;反之,全盘西化的准确含义应该是“中国文化根基的个体主义化”,而不是通常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对西方文化各种细枝末节元素的“照搬”,不能走出这个认识误区,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之核心所在。由此,全盘西化论与其他两种派别之间的争论可以转化为中国是否需要引入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对话,这不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庞杂论题,更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行“折中实践”的技术,而是一个选择“是否”的直面对答。

  

  陈序经提倡“全盘西化”是与他所秉持的社会进化论和文化整体观密切相关的。在他留学美德两国期间,社会进化论正在流行于欧美,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也已经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文化整体观受到了不少人类学家的推崇。陈序经因而接触到孔德(Comte)、摩尔根(Morgon)、基佐 (Guizot),埃尔伍德(Ellwood),费尔康特(Vierkandt),斯坦梅茨(Steinmetz)等人的思想,这对他之后的文化立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提出,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虽然可以将文化分为不同的部分,但是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紧密相连,不是可以随意拆解的,具有其内在的整体性;适应和调和是文化变迁的基本机制,从纵向历史视角来看,文化的层次划分是必然的,西方文化就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或民族若不能适应这样趋势,就只能束手待毙。

  

  胡适也基本认同陈序经所持的社会进化论和文化整体观,并将西方的近现代启蒙思想作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他补充性地提出,“全盘西化”应该称为“充分世界化”才更为合适。两位先生尽管在文字表述方式上存在些微差异,但是很显然,他们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引入个体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着高度一致的态度的,都明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此外,他们还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具有相似的判断,即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与传统政治形成了某种“惯性结合”的互赖关系,因此它经常沦为维护传统政治的思想武器,而根本没办法从自身内部滋生出“现代”的各种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革新的过程,更是一个摆脱落后政治形态的必要步骤,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支撑了陈序经所论证过的“文化整体观”。